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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布時間:2019-09-02 17:08
新疆南、北兩道的佛教造像
7世紀以后,新疆絲路南北兩道地區(qū)的佛教藝術由現存實物遺存看,北道,以龜茲、焉耆、高昌三地較為突出;南道。鄯善佛教約消失于5世紀末,于闐佛教藝術得以延續(xù),
龜茲,在鳩摩羅什離開之后大乘勢力漸失,唐貞觀四年(630)玄奘時期,龜茲為小乘占據,佛教寺院與造像概況在《大唐西域記》中有所記述:“伽藍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習學小乘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取則印度,其習讀者,即本文矣。尚拘漸教,食雜三凈。潔清耽習元,人以功競?!苯ㄋ略煜裨邶斊濐H具規(guī)模,其中照怙寺“佛像莊飾,殆越人工”?!按蟪俏鏖T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處,每歲秋分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日忘疲。諸僧伽藍莊嚴佛像,瑩以珍寶,飾之錦綺,載諸輦輿,謂之行像,動以千數,云集會所。常以月十五、晦日,國王、大臣謀議國事,訪及高僧,然后宣布?!薄皶鑫鞅倍珊樱涟⑸堇碣E伽藍,庭宇顯敞,佛像工飾。僧徒肅靜,精勤匪怠,并是耆艾宿德,博學高才,遠方俊彥,慕義至止。國王、大臣、士、庶、豪右四事供養(yǎng),久而彌敬?!?/p>
唐中央政府于貞觀二十二年(648)統(tǒng)一龜茲,將安西都護府由高昌遷于此地,統(tǒng)轄龜茲、毗沙、疏勒、碎葉四鎮(zhèn)。并設立“四鎮(zhèn)都統(tǒng)”,為管理西城四鎮(zhèn)宗教事務的最高機構,任命漢僧為都僧統(tǒng),龜茲大乘佛教因此再度興盛。
至開元十五年(727)慧超途經龜茲時,在其《往五天竺國傳》中記述了該地寺院的變化:“漢僧主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云寺主秀行,善能講說,先是京中七寶臺寺僧。大云寺上座,名明惲,大有行業(yè),也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住持,甚有道心,樂崇德。龍興寺主,名法海,雖是漢兒,生安西,學識人風,不殊華夏?!?/p>
約8世紀安西地區(qū)密教開始盛行,天竺僧人阿質達霰在安西譯有密教經籍《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穢跡金剛說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及《穢跡金剛法禁百變法》,并于開元二十年(732)傳至長安。天寶年間,劉和尚法律云倩于安西譯有《佛說金剛壇廣大清凈陀羅尼經》。龜茲名僧利言在長安從事的密宗經籍翻譯引人注目,貞元八年(792)“勅令京城諸寺大德名業(yè)殊眾者同譯,得罽賓三藏般若開釋梵本,翰林待詔光宅寺沙門利言度語,西明寺沙門園照筆受,資圣寺道液、西明寺良秀、莊嚴寺應真、禮泉寺超悟、道岸、辨空、并充證義?!薄伴_名題曰‘大乘理趣六波羅密多經’,成十卷,又‘華嚴長者問佛那羅延力經’、‘般若心經’各一卷?!本谪懺四曜g出。
約9世紀中期,漠北回鶻遭黠戛斯進攻,其中厖特勒一支退至安西,于會昌四年(844),在安西自稱可汗,建立政權。唐中央政府對安西的直接控制遂告終結?;佞X人信奉佛教,未見文獻記載,卻在龜茲石窟壁畫中有所體現,龜茲佛教約在11世紀以后,因土耳其族侵入趨于終結。
(一)庫木吐拉石窟
庫木吐拉石窟位于庫車縣西約25公里處的確爾達格山口東崖,渭干河水流經此地。石窟群分置于谷口區(qū)和大溝區(qū),前者散步石窟32個,后者有洞窟80個,已編號洞窟共計112個。與克孜爾石窟相同,塑像皆毀,只有30個窟保存有較完整的壁畫。清代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二:“渭干河東流,折而南,凡四十余里,經丁谷山西。山勢斗絕,上有石室五所,高丈余,深二丈許,就壁鑿佛像數十鋪,瓔珞香花,丹青斑駁。洞門西南向,中有三石楹,方徑尺,隸書焚字,鏤刻回環(huán),積久剝蝕,惟辨建中二年(781)字?!边@也是有關庫木吐拉石窟較早的文獻記載。庫木吐拉石窟在唐中央政府設立安西都護府之前已有一定規(guī)模,時間約在5至6世紀,谷口區(qū)以第20、21、22窟為代表,大溝區(qū)有23、33、46等窟,同期石窟損壞嚴重,石窟形制多為中心柱窟,與克孜爾石窟相近,窟頂作穹窿形,塑像多已損毀(圖112)。
早期壁畫窟頂內容士致分兩類,即蓮花伎樂天立佛組合、天象圖,第20、21、23窟頂中央繪大蓮花,第21窟作蓮花伎樂天組合,由蓮花為中心向外輻射處12條帶狀放射紋,每條紋中繪一伎樂天。第20、23窟的放射條紋間隔處繪佛和菩薩各一身。第46窟頂中心繪天象圖,有乘車日天和月天、金翅鳥、緊那羅及火天等形象。
窟內四壁壁畫多已剝蝕,兩側壁多繪佛傳圖,以連續(xù)方格畫面的形式,陳述釋迦牟尼生平事跡,第20窟左壁上下6排,每排10格,出現60幅畫面??邇瑞烙覀三悆龋嬗旋斊澥咧形ㄒ坏乃芾L組合作品,內容為降魔變,主尊為泥塑彩繪,結跏趺坐,施禪定印,佛右側壁繪“魔女妶媚”,描述佛傳故事中魔王使眾魔女媚惑釋迦佛不成,反被佛主以神力變?yōu)槔蠇?,左側壁繪“魔軍怖佛”,描述魔王帶領兵眾,施布恐怖場景威脅釋迦佛的故事。第46窟正壁開龕,龕上方繪聞法天人,窟門內上方繪彌勒佛說法圖,甬道兩側壁繪供養(yǎng)人像。這些早期壁畫中的人物造型,風格與克孜爾石窟類似。
龜茲為唐中央政權管轄時期,庫木吐拉石窟藝術進入第二階段,這一時期龜茲原有風格與中原漢式風格交相輝映,前者突出體現在第34、43、50、58、63等窟,后者有11、14、15、16等窟為代表。石窟主要分布在大溝區(qū)。
傳統(tǒng)的龜茲風格在唐代得以延續(xù),中心柱窟仍是最常見的石窟形制。前期窟頂中心天象圖為本生故事取代,第63窟為保存相對完好的唐窟,原正壁主尊大立佛已無存,兩側脅侍菩薩各一身,窟頂以菱格形式繪有兩行本生故事,內容有兔王本生、晱子本生、舍身飼虎本生等??唔斪笥覂蓚壤L千佛,兩側壁由上而下分三排,每排繪五幅佛傳圖。
第58窟正壁龕內塑像與龕外壁畫構成了一鋪完美的說法圖,正壁開大龕,龕內塑說法主尊,龕外左側繪帝釋天并妃以四十二事問佛,龕右側繪飛天,龕外上方繪八身聞法天人,場景安排宏大,繪制細膩。
中原漢式壁畫風格也融入同期石窟中,這類洞窟形制有中心柱窟和方形窟,作縱券頂,壁畫以大型經變畫為主,第11、14窟,正壁殘存有《阿彌陀經變》,畫面中央主尊為阿彌陀佛,兩側脅侍觀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佛及菩薩上方飾華蓋,畫面下半部均已殘損,由人物組合構圖龕,與敦煌前期同類題材壁畫形式相近??唔斂v券頂中脊繪蓮花紋樣,其中第14窟于中脊兩側分別繪千佛。
第16窟為中心柱窟,左右側壁均繪有大型經變畫,左壁繪《觀無量壽佛經》變相,畫幅左右兩側以立軸畫形式分別繪《十六觀》和《未生怨》,形式亦同莫高窟。右壁繪《佛說灌頂拔除罪生死得渡經》變相。門內上方繪涅槃經變,被德國人勒柯克盜去。這也是庫木吐拉今存唯一漢地風格的涅槃圖,畫面構畫與莫高窟吐蕃時期第158窟相似,券頂中脊作蓮花紋,兩側繪千佛。
9世紀中期,龜茲為回鶻人統(tǒng)治,回鶻人對佛教的崇信,由同期庫木吐拉石窟得到反映,其中融入回鶻民族的審美特性,密宗題材也成為較多涉及的內容。回鶻在龜茲統(tǒng)治長達近三個世紀,現存壁畫中以回鶻時期最多,較有代表性的洞窟有第79、10、12、42、45、38等窟。
第79窟是保存較好的回鶻時期洞窟,為方形窟,穹窿頂,中央砌筑佛壇,上置坐佛一身,今造像上身已毀,壇基前壁繪七身供養(yǎng)人像(圖113),著回鶻裝,并附龜茲文,漢文及回鶻紋榜題,可辨識的漢文題記如:“童子搜阿迦”、“頡里阿斯布施城中,識智俱羅和上”、“法行律師”、“圣寺府坐律師旁信一心供養(yǎng)”等,窟內四壁繪千佛,右側壁下部繪“地獄變”。畫面由里而外,依次繪坐姿地藏菩薩,六身跪人,兩鬼卒捆綁兩罪人,兩鬼卒施刑鋸一罪人,這也是國內現存石窟壁畫中較早的地獄變相。
第45窟為中心柱窟,與此類似的還有第10、12等窟,窟頂多作縱券頂,紋飾承襲前一階段漢式風格,多為蓮花、祥云及千佛。正壁開龕,亦有在側壁塑一佛二菩薩組合。窟內四壁以尊像圖為主,描繪佛及菩薩立像,并附漢文榜題,如“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大勢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釋迦牟尼”、“南無文殊師利菩薩”等,這類尊像圖少了經變畫中對場景的描述,單純地以大幅畫描繪尊像。畫面的宗教震撼力得到加強。中心柱后的行道前壁繪涅槃圖,釋迦佛右肋而臥,四周有弟子、力士、天人環(huán)繞舉哀。
回鶻時期壁畫中人物造型沒有早起龜茲的“S”形,體態(tài)壯碩,自然直立,人物面相豐圓,鼻梁高直,黑眸、小嘴,應是回鶻人的體貌特征,這一時期漢地影響仍在持續(xù),線條表現仍是唐統(tǒng)治時期的技法。石窟中諸多漢文題記反映,許多石窟由漢人開鑿并由漢僧住持。
庫木吐拉石窟今存有許多密教壁畫,較集中出現在8世紀至回鶻時期,這也是龜茲地區(qū)密教壁畫出現最多的石窟群。第34窟頂描繪了烏樞瑟魔秘密曼荼羅,形象有東方帝釋天、東南隅火天、西南方寧帝、西方水天、北方毗沙門等護法天王,應出自《大威力烏樞瑟魔明王經》,該經由北天竺阿質達霰譯于安西。第12窟中心柱后甬道后壁中央,繪一身三頭八臂菩薩。第45窟主室右壁繪胎藏界主尊大日如來,作菩薩形,戴結發(fā)于頂形冠,結法界定印。第41窟主尊為千手千眼觀音。
(二) 龜茲地區(qū)森木塞姆、瑪扎伯哈及克孜爾尕哈石窟
龜茲地區(qū)較著名的石窟群還有森木塞姆、瑪扎伯哈及克孜爾尕哈石窟。森木塞姆石窟,位于庫車城北約40公里的庫魯達格山口,溝谷東西兩崖壁之上,有編號石窟52座。
現存石窟中尚存留部分4、5世紀建造的石窟,如第24、26、30窟等,均為典型的龜茲風格。石窟形制常見中心柱式,方形中心柱將室內分為主室和后室,及左右行道。主室多作方形,前壁所開龕像今均已不存。
現殘存壁畫多繪于主室及行道的頂部及兩側壁,菱格紋以四方連續(xù)的形式鋪開,內填一個佛本生故事或因緣故事。可以辨識的有鸚鵡本生、兔王本生、降服魔王波旬元、小兒以土施佛緣等,故事多取自《佛說興起行經》《六度集經》《賢愚經》等。
后室出現《涅槃經變》,是克孜爾石窟的常見形式,克孜爾《涅槃經變》首由后室或后行道后壁開始,漸趨向左右行道擴充。由于森木塞姆石窟后室右壁開有明窗,《涅槃經變》多被繪于中心柱后壁。第30窟是同類題材中保存較好的一幅,佛右肋而臥,右手托頤,佛上方繪眾多舉哀者,右側繪天人,左側為力士,弟子迦葉則跪于釋迦佛足旁。
約7世紀前后,是森木塞姆開造較為興盛的時期,代表石窟有第11、41、42、43等窟。
石窟形制主要有中心柱窟和大像窟,并出現了以第42窟為代表的方形穹窿頂窟。同期中心柱窟大體如前,主室由前期的方形變?yōu)殚L方形,舍去了行道開設明窗的制造。佛像仍開造在中心柱的正壁上,今塑像不存。壁畫與塑像融合一體的表現方式,在第48窟得到較好的體現。圍繞已佚失的塑像,繪有光頭、身光,龕頂飾華蓋,有山嶺流泉,花木相擁。龕外兩側繪飾伎樂天。
主室及左右甬道券頂脊部多繪諸天部,如日天、月天等,由脊部向兩側,繪以菱格佛本生故事和因緣故事,第48窟則在窟頂菱格中繪坐佛,形成千佛圖。主室兩側壁以上兩層或三層的形式繪佛傳故事。
大像窟的建造,在這一時期有突出表現,以第11、43兩窟為代表。第11窟主室正壁原有佛像,以殘存印跡看,高度應在10米以上,窟內由券頂至地面高約19米,布局結構極具氣勢。
券頂脊部繪天人,兩側繪菱格本生的故事(圖114),主室左右側壁被橫梁分隔為四層,每層橫梁上均置有佛塑像,今已不存,左右行道頂繪日天、月天等諸天部,兩側為菱格本生故事,其中獼猴王本生故事是龜茲石窟中的常見內容,故事講述菩薩轉生為獼猴王,率眾獼猴于林中嬉戲,梵授王率部下包圍并欲射殺眾猴,猴王遂引藤抓樹,利用身體為猴群創(chuàng)造逃亡之路,自己卻因受傷而生命垂危,猴王的義舉感動了梵授王,點化了他作為國王的職責。此外,后室仍作為表現佛涅槃的場所,后壁鑿有涅槃臺。
第43窟與11窟形制相近,在窟門內兩側繪有禮佛圖,人群由王公貴族組成,皆著龜茲服飾,由比丘引領禮佛。后室前壁下部開有一龕,內淺浮雕涅槃像,上方繪火焰,兩側繪舉哀弟子,應是荼毗場景。后室后壁還鑿有涅槃臺,并于后室頂部繪飾伎樂天及十余身坐佛。
7世紀中期以后,龜茲曾兩度為吐蕃占領,至9世紀回鶻擊敗吐蕃,占據龜茲建立政權,兩任政權均篤信佛教,并在森林塞姆石窟中不同程度地留下了崇佛的印跡。第4、7、40、44、45等窟可視為這一時期的產物??傮w來看,政權的更替,對森木塞姆石窟風格發(fā)展并未產生重大影響。龜茲舊有的石窟文化,仍以主流的方式得到延續(xù)。
石窟形制出現許多方形套斗頂窟,券頂中心柱窟仍是最為常見的窟形。菱格因緣故事、本生故事仍是壁畫的主要表現內容,在供養(yǎng)人行列中新增吐蕃、回鶻民族人物形象。
第40窟較好地反映了回鶻時期壁畫的面貌,該窟作穹窿頂,由窟頂中央蓮花向外作八條帶狀放射紋,每條紋內繪一佛一菩薩立像,兩側繪有供養(yǎng)比丘或摩尼寶珠,窟頂的這種繪飾方式在庫木吐拉早期石窟中已有表現。只是佛的形象融入了回鶻人的形象特征:小嘴、高鼻、黑眸、體態(tài)壯碩??唔斚露死L菱格因緣故事。主室兩側壁上方,以連環(huán)畫的方式繪佛本生故事,下方繪大型佛本行經變畫,其中主尊等畫面主體部分多已不存,只殘留部分衣紋或手的局部,此類風格與柏孜克里克回鶻壁畫類同??唛T內側壁供養(yǎng)人像顯示著裝為回鶻女裝??梢钥闯觯佞X時期森木塞姆石窟,大體延續(xù)了龜茲舊有的表現方式,并將本民族審美方式注入其中。
瑪扎伯哈石窟位居森木塞姆石窟南約8公里克爾希村西南的山坡處,這也是龜茲地區(qū)現存狀況最為破敗的一處石窟,可辨識形制的洞窟約32個,其生成發(fā)展約略與森木塞姆石窟同時。存留部分壁畫的僅有第1、9兩窟,風格近于7世紀前后的森木塞姆石窟,其中第9窟保存相對完好,為中心柱窟,券頂脊部繪日天、火天、緊那羅等形象,兩側繪因緣故事,內容有梵志施佛納衣得授記緣、須摩持縷施佛緣、佛說法度二國王出家緣等。
該窟于左右行道及后室尚存留部分壁畫,左行道頂部繪法輪,兩側壁繪立佛及供養(yǎng)菩薩。右行道頂部亦繪法輪和本生故事,有鹿王本生、鸚鵡本生等。后室后壁繪立佛、前壁繪金剛護法。
克孜爾尕哈石窟位于庫車縣城西約12公里的山溝中,地處雀爾達格山南麓,現有編號洞窟52個。石窟大多興建于7至8世紀前后,部分洞窟開鑿更早,可上溯至6世紀。石窟形制有中心柱窟、大像窟和毗訶羅窟,其中為僧人居住用的毗訶羅窟占總數近一半。
石窟中年代較早的有第16和23兩窟,均為縱券頂大像窟,窟高10余米,今佛像已不存,主室正壁尚有造像所用的楔眼及像背、頭光、背光印跡,顯示第16窟應為立佛,第23窟為坐佛。
第16窟窟頂脊部兩側殘存斑駁的菱格因緣故事和本生故事,中心柱兩側行道頂端繪天部,可辨識的有火天、金翅鳥,往下兩側以菱格形式繪本生故事和山林草木,后室后壁下方設涅槃臺,前壁中央開龕,后室頂部繪飛天。第23窟窟頂中央鑿有長方形橫格,內繪伎樂天,由頂部中脊向兩側繪因緣故事,內容有堅誓師子緣,500雁聞佛法生天緣等,左行道頂與第16窟相似,繪金翅鳥天部,后室頂部亦繪飛天,兩側繪本生等故事。
這一時期壁畫大致呈如下規(guī)律分布,主室券頂脊部繪諸天,脊部兩側多以菱格故事表現,兩側壁多繪佛本行經變畫。兩行道頂部多繪天部,往下多繪本生故事。
克孜爾尕哈7世紀前后的石窟以第11、13、14、30為代表(圖115),中心柱窟為主要石窟形制,中心方柱正面開龕造像,今塑像已不存。主室縱券頂中脊繪天部,兩側繪菱格因緣故事,左右側壁繪佛本行經變畫,此外,行道壁畫分布格局,與前期及龜茲其他石窟基本一致。
第13、14窟位于左右行道外側壁出現大型方格佛本生故事畫,是為新出現的形式。內容有薩錘那太子本生、尸毗王本生等。第14窟窟門內側上方殘留彌勒菩薩說法圖。
約8世紀所開石窟以第31、32、46窟為代表,與森木塞姆石窟同期3窟相似,縱券頂中心柱窟仍是基本形制,也出現了向低32窟一樣的方形五重套斗頂及第31窟穹窿頂。
第31窟是在原有縱券頂中心柱窟基礎上,經改建而成,今仍留有部分券形結構,窟內壁畫多已不存,由壁畫殘跡推知,右行道側壁及后壁原繪有長方形格佛本行經變畫。后室頂部繪有十余身人物形象,多袒露上身 ,亦有披飾絡腋者,有交腳而坐或配有坐騎者,形象大多漶漫不可辨識。第32窟壁畫受損嚴重,僅有窟頂的中心及東南角隱約可辨的蓮花和系裙人物。
第46號窟為常見的縱券頂中心柱窟,窟頂中脊繪日天、月天及金翅鳥等天部,日天、月天均為交腳坐于雙輪車上,身后繪有背光。金翅鳥為人面鳥身,口叼一蛇。中脊兩側繪菱格千佛圖。
克孜爾尕哈石窟與森木塞姆石窟開鑿時間相近,發(fā)展進程中風格演變相似,7至8世紀為其興盛發(fā)展時期,兩座石窟均延續(xù)較長時間,直至龜茲為伊斯蘭教勢力統(tǒng)治為主。
(三)焉耆錫克沁佛教建筑和石窟藝術
焉耆為西域城郭之一,烏夷國、焉耆國、阿耆尼國皆為其不同時期的稱呼,東晉法顯西行時,講到這里佛教信奉小乘,時焉耆稱烏夷國,《法顯傳》:“烏夷國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學?!薄段簳?西域》:“焉耆國……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鋰桃泪尳?,齋戒行道焉?!碧菩省洞筇莆饔蛴?阿耆尼國》:“阿耆尼國,……文字取則印度。”焉耆在唐代,其文化和宗教信仰主要受來自印度的影響。
古焉耆國位于龜茲與高昌兩城郭之間,錫克沁寺院石窟位于今焉耆縣西南約35公里的山間流水兩岸。這也是焉耆今存唯一規(guī)模較大的石窟寺遺址。遺址分為南大寺、北大寺和石窟三部分。由于遭受20世紀初德國人格倫威爾及英國人斯坦因的盜掘,較為精美的塑像、壁畫及文稿均被悉數運走,殘留部分已是衰敗殘破不堪。
南、北大寺為當年大殿、僧房及佛塔遺址,約興建于7至8世紀,南大寺平面呈“回”字形,殿中央臺基上原設有造像,殿內設行道,供人右旋禮佛,四壁原繪有壁畫,殿前造塔,大殿左右兩側附設僧房。今建筑群僅存土坯壘砌的基礎,北大寺與南大寺規(guī)模相當,只是損毀更加嚴重。
在北大寺西北的崖壁上,開鑿有10各石窟,主要興建于7世紀前后。形制多中心柱窟,主室平面多為方形,中心柱正壁設臺座,今塑像無存,留有光頭和身光。柱體兩側設行道,后室呈弧形,部分洞窟還鑿有涅槃臺,原置涅槃塑像。主室左右側壁上方原筑有平臺,應為置放佛像所用。
平臺下方壁面多繪佛本行經變畫,這一題材還出現于行道側壁,前壁門兩側繪供養(yǎng)人像??唔敾蚶L蔓藤卷草紋樣,間以描述童子嬉戲、星宿圖,或繪菱格天部及本佛本行經變畫。壁畫風格與同期庫木吐拉石窟相似,線條主要有西域的屈鐵盤絲描和中原風格的蘭葉描。
(四)高昌地區(qū)柏孜克里克石窟
柏孜克里克石窟建于闐高昌時代,并在9世紀末回鶻高昌時期得到迅速的發(fā)展,延續(xù)至15世紀。這也是西域地區(qū)佛教藝術經營時間相對較長的石窟。
柏孜克里克石窟沒有明確紀年,回鶻時期的洞窟有第9、15、18、20、45窟為代表,石窟形制分中心柱窟和中心殿堂窟。前者是對早期石窟形制的繼承。中心殿堂窟為新出現的形式,主室平面呈“回”字形,方形殿堂內不設中心方柱,而于中心設佛臺座,作穹窿頂。右窟除主室外,還開有前、后室,前室及后室作橫券頂,后室由左、右行道進入,行道頂作縱券式。
壁畫方面,窟頂仍以前期平綦圖案為主,兩側壁繪千佛。行道新出現了本行經變畫(圖116),均以大型立佛為中心,一鋪作品高、寬多在3米左右,一窟中有15鋪之多,立佛形象顯示了回鶻人的體貌特征,高鼻、小嘴、雙目細長,佛衣貼體,衣紋密集,佛披掛串珠,顯得富麗華貴。每鋪畫幅之間用單支蔓藤花卉以二方連續(xù)的形式間隔(圖117)?;佞X時期出現的大型立佛造型(圖118),成為該石窟最具特色的藝術形式,在以后的石窟壁畫中得到延續(xù),而藝術表現有所衰退,畫幅鋪數和尺寸受到壓縮,內容也趨于單調。
(五)于闐地區(qū)幸存的佛教藝術
玄奘于貞觀十八年(644)行至于闐時,記述這里有僧徒5000余人,寺院百余所,且多有荒廢,無僧侶居住,相比401年法顯西行此地所記“眾僧乃數萬人”,已顯出于闐佛教發(fā)展的頹勢。
于闐也是中央政權于貞觀二十二年在西域設立的安西四鎮(zhèn)之一,即毗沙,用以南防吐蕃,該地雖地處偏遠卻與漢地佛教交流頻繁。永昌元年(689)于闐高僧天智,偕天后于洛陽,于魏國東寺翻譯《華嚴經法界無差別論》等六部七卷,后首實叉難陀,崇重大乘,于證圣元年(695)至洛陽大偏空寺翻譯華嚴經等經集。武則天親臨法座,并作序文。再有于闐高僧智嚴于開元九年(721)以國王質子的身份來華,譯出《出生無邊門陀羅尼經》《說妙法決定業(yè)障經》及《尊勝陀羅經》咒、《法華經》咒等華嚴密教經典。于闐僧人對密教經籍的關注,應是該地宗教信仰的反映。資料顯示,7世紀前后,于闐佛教造像中出現了密教造像,有盧舍那佛、四臂觀音、天人、明王等,多見達瑪溝以北的佛寺中。表明在開元三大士將密教帶入內地以前,于闐密教信仰已頗具規(guī)模。唐初,于闐宗教畫人尉遲乙僧也將西域畫風帶向長安,其堅韌有力的曲鐵盤絲線描及凹凸渲染表現手法為中原繪畫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于闐也可以看到來自中原的影響,在寺院遺址中發(fā)掘出的唐代開元通寶、乾元通寶、建中通寶及寺院壁畫中原風格的融入,均顯示漢文化對這里深厚的影響。唐政權對于闐的節(jié)制,在貞元六年(790)后廢止,而其佛教發(fā)展一直持續(xù)到10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