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看為何需要佛像造像藝術(shù)？

發(fā)布時間：2019-09-03 14:37

商業(yè)資本橫流的都市，最不缺這樣的人——一雙眼閱盡千帆不動神色；一張嘴言辭圓滑滴水不漏；掃過衣領的標簽、手表的價格、鞋子的款式，不著痕跡的幾眼打量，便能給人貼上標簽，計算出對方強弱，像是叢林動物確定自己在食物鏈中的位置。世俗社會，被分出三六九等，衡量的標尺里，錢權(quán)當?shù)?。是，有錢真好！有權(quán)真好！然而，有一種純粹的平等和安寧，卻無法單純以錢權(quán)營造。

在佛前那一刻的眾生平等，沒有富貴貧賤，沒有男女老幼之分，在佛祖拈花微笑的俯視中，只有蕓蕓眾生。你和我，與一朵花一只云鷗并無差別。

人們見不到佛，便鑄造了佛像。

然而，在佛教起源的古代印度，人們認為雕畫佛像是冒瀆神圣的事，僅僅以佛法、菩提樹、足跡等標記象征佛。

心中有佛，但是無形象可以膜拜，并不利于佛教在民間傳播。于是，公元 1-2 世紀，處于中亞，國力強盛的犍陀羅地區(qū)開始出現(xiàn)了佛陀塑像，這種融合了希臘、波斯、印度三種元素而自成一體的藝術(shù)形式，稱為犍陀羅藝術(shù)。

有寺便有佛像——在寺廟中供奉佛像的風氣，由大月氏經(jīng)過疏勒、高昌、于闐、龜茲等地逐漸地流行到河西和中原。北魏的佛像多受到歐美藏家追捧，大多在海外成交。這種具有明顯深眉高鼻特征的佛像，身體骨骼構(gòu)造、肌肉及衣服紋理等塑造特征與歐美雕塑審美一脈相承。

直至公元 452 年，拓跋燾的孫子拓跋濬繼位，下令復興佛教，傾全國之力建造武州山石窟，后來稱之為云岡石窟，佛教才又逐漸興盛起來。

魏晉南北朝時期為佛造像藝術(shù)的大發(fā)展時期，雖然受到滅佛運動的沖擊，但因為時事動蕩、皇室信仰的影響，人們需要精神上的慰藉，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佛教傳播之興盛可見一斑。

有意思的是，在中國歷史上，社會動蕩時期往往文化大繁榮，比如春秋戰(zhàn)國、比如魏晉南北朝。亂世中一切價值要重新評估，士族和販夫走卒同樣惶惶不可終日，佛教以妙法玄理和報應輪回安慰著在戰(zhàn)火中掙扎的眾生的同時，也在中國扎根壯大。

于佛教建筑藝術(shù)而言，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xiàn)了高層佛塔，石窟、佛像、壁畫等有了巨大發(fā)展。

隋代的菩薩多頷首挺胸，婷婷玉立，姿態(tài)曼妙優(yōu)美，無論佛與菩薩皆衣薄貼體，紋飾處理上大幅度簡化，只在與佛像或菩薩身姿相映襯的線條上作表達，造型更趨寫實。從隋、唐開始，便盛行一手持柳枝，一手持凈瓶的觀音造像。觀世音遍灑甘露法水，令眾生了悟菩提，是為慈悲為懷，普灑佛法。

如觀音立于蓮花臺座，下承一六方開光底托。右手持楊柳枝，左手下垂持甘露瓶，頸戴項鏈，腕穿手鐲，下身裹裙，發(fā)束高髻，中有一阿彌陀佛像。此類觀音菩薩立像為典型唐代作品，菩薩臉圓帶方，眼下視，鼻翼寬，嘴型闊，表情平靜祥和，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笑容轉(zhuǎn)變?yōu)樽允《鴥?nèi)斂的笑意。讓人感到既有出世的超然與神圣，又有入世的情懷與親近。

唐代，封建王朝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和統(tǒng)一，佛教藝術(shù)也空前的實現(xiàn)高度融合一致，體現(xiàn)在佛造像上便是形成了極具代表性的中原審美的唐代標準，通常無論佛及菩薩均符合人體比例，服飾輕薄，佛造像的外在造型同樣體現(xiàn)出內(nèi)在精神和個性，可視為中國高古雕塑藝術(shù)的巔峰。由于受漢傳佛教的影響，唐代的佛像面部都非常豐滿，鼻子高高的，櫻桃小口，身材都是以胖為美，經(jīng)常講，唐代的宮女像菩薩，菩薩像宮女。

漢傳大多受到犍陀羅等集中造像風格的影響，造型相對簡單，人物敦厚溫和，大多一頭二臂；藏傳主要接受印度密教等藝術(shù)流派，以憤怒形象居多，多為多面多臂或異類身形，坐立舞等姿態(tài)各異。

因為年代、風格、佛教宗派等不同，有些人觀賞佛造像的時候，有時會分不清佛和菩薩，其實從坐姿可以判別一二。

一般來說，全跏坐（或稱結(jié)跏趺坐）為如來坐，半跏坐為菩薩坐。

結(jié)跏趺坐：互交二足，將右腳盤放于左腿上，左腳盤放于右腿上的坐姿。諸佛皆依此而坐，故又稱如來坐、佛坐。

半跏趺坐：即單趺一足，跏于另一足上之安坐法，半跏趺坐亦稱菩薩坐。其中半跏思惟坐僅有一足上盤，另一足垂放而下，一手指頰、低首側(cè)身的冥想沉思狀。

金剛總持又稱執(zhí)金剛神，在藏傳佛教中被視為本初佛、原始佛，尤為噶舉派所尊崇。形象多見手執(zhí)金剛鈴及杵于胸前，代表智慧與善巧的結(jié)合。

菩薩塑像優(yōu)雅，慈眉善目，赤足安立，左手施觸地印，右手則持蓮蕾上舉至肩。頂有肉髻，頭戴五葉花冠，發(fā)綹披肩，雙眼垂視，嘴帶微笑。身纏眾寶瓔珞，踏于蓮臺法座。光背邊緣錘繞卷草紋樣一圈，上下沿則飾以細密連珠。手腳及面部見肉泥金。

所謂“見肉泥金”，就是佛像泥金脫落露出的底。一般古代鎏鍍金厚，成色發(fā)熟黃，手腳、面部、前胸、盤腿膝蓋、胳膊肘、衣擺等人手撫摸處，多為金脫落后發(fā)自內(nèi)胎的氧化銅黑底，肩彎、衣褶處多有積塵包漿。貼金、涂泥金佛像更易脫落。觀察見肉泥金也可佐證佛造像真?zhèn)巍?/p>

當佛教傳到中國漢民族地區(qū)后，漢文化的傳統(tǒng)觀念也通過佛像工匠、佛畫作者反映在佛的容貌和服飾上，因此在漢地的寺廟中出現(xiàn)了眾多的豐頰廣頤、兩耳垂肩、雙手過膝——富含漢民族心中“福相”特征的佛和菩薩形象。

順治時期，世祖皇帝特邀格魯派的五世達賴來訪北京。五世達賴接受了邀請，于 1652 年出發(fā)，在北京逗留了近兩年后回到西藏，期間收到許多清廷贈與的禮物。此件緙絲六臂大黑天唐卡不但具有格魯派造像的特征，其作工精美細致，用色明亮多變，極具宮廷風格，非常有可能便是當時贈送給五世達賴的皇家禮物之一。

除了佛造像，還有法器。

普遍意義上，在宗教寺院內(nèi)、修行之人，用于祈請、修法、供養(yǎng)、法會等所用器具或具有一些特殊功效的器具都可稱為法器。佛法賦予了他們特殊的作用和意義，使之不再普通，也在收藏市場頗受矚目。

金剛杵原來是古印度的兵器，后被密教吸收為法器，象征著所向無敵、無堅不摧的智慧，與法鈴一起使用有陰陽和之意。

法鈴是喇嘛誦經(jīng)作法時一刻不離手的法器之一，有碰鈴和金剛鈴等。法鈴上半部分相當于佛身，下部相當于佛語，金剛于其心中，有驚覺諸尊、警悟有情的意思。

以上兩件屬于藏傳佛教八大法器，還有用于佛教慶典、宗教儀式的法鼓、象征法音的右旋法螺、一般以菩提子制成108顆的念珠、辟邪護身可攜帶的嘎烏盒、用以祈禱誦經(jīng)的轉(zhuǎn)經(jīng)筒、供奉祭祀用的酥油燈。

漢地的佛具和法器雖然各朝各代各有不同，但是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曲生吉，直生煞”的觀念一脈相承，有“忌方直，尚圓融”的典型特征，具有莊嚴樸素的普遍審美。

有明一代的皇帝大多尊崇佛教，只有嘉靖帝信道教，在他統(tǒng)治期間，許多佛寺經(jīng)閣荒頹失修。隆慶皇帝時，曾下令修葺兩經(jīng)廠，然而事業(yè)未竟便薨逝，其貴妃——信佛的明神宗之母李太后繼續(xù)完成先帝遺志，自己出資命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馮保修建護國萬壽寺。

漢地佛教法器除少數(shù)裝飾精美的器物外，更多的為素器，法器 素樸、清凈、不重雕飾的裝飾風格體現(xiàn)了佛教審美中“禪”的意味，楷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jīng)，勾畫羅漢的青花蓋缽。

清代宮廷中有很多佛堂，大部份都建于乾隆時期。篤信佛教的清朝皇帝平日都習慣抄寫經(jīng)書，尤其乾隆皇帝無論國事多么繁忙，都會堅持每日抄寫經(jīng)文。

佛教自兩漢之際進入中國，在南北朝時期得以弘揚，至唐代達到鼎盛，一方面有佛法佛理適應本土化發(fā)展，一方面也離不開統(tǒng)治階級的追捧和支持。反觀發(fā)源地印度，公元十三世紀初，佛教已在印度消亡，而最初的小乘佛教在中國卻適應發(fā)展為大乘佛法而得以弘揚和發(fā)展。而隨著大乘佛教的興起，佛像雕刻開始盛行，所以大乘經(jīng)典中有許多關于造像因緣及其功德之記載。佛教興盛推動寺宇、佛像廣布，而禮佛寺廟、佛像的發(fā)展又促進了佛教的深入人心。

在佛法中，與最初弘揚“真善美”理念相比，“西方極樂世界”“鬼神報應”似乎更加深入人心，當時人們認為修補佛像勝造七級浮屠，可謂最直接積累福報的方式。所以，佛造像與一般工藝品不同，雖然在今天的資本市場被大大低估，但是其藝術(shù)價值、歷史人文價值仍然歷久彌新。

每尊佛造像，都是古人對佛的崇敬和虔誠皈依，供養(yǎng)人耗盡財力，工匠用盡力敬造，這是功德。另一方面，與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而言，佛家思想已經(jīng)融入日常，化于無形。